明清时代，中外经济交流空前发展。从陆地到海洋，中国不但与传统的亚非国家和地区有着直接的贸易往来，而且与欧洲、美洲大陆也有着直接或间接的经济联系。从此加快了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相互作用与影响的历史进程。

  1.陶瓷：二十世纪以来，在世界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东起邻国朝鲜、日本，南到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西至印度、阿拉伯地区、非洲东部海岸、西西里岛以至西班牙，都出土了大量中国陶瓷。上自唐三彩，下迄清代彩瓷。特别是明代各个时期的很多类型瓷器在海外都有发现。范围广，数量大。有的国外学者甚至将这条连接东亚、西亚与地中海世界的东西贸易海上运输线称作“陶瓷之路”。作为陶瓷故乡的中国，景德镇已是这一段时期的制瓷业中心，其产品远销世界各地。另外，福建的德化窑和广东的石湾窑也以陶瓷产品外销而名扬海外。据有的学者估计，明清之际仅运入巴达维亚（即今雅加达）的中国瓷器平均每年就达十五万件。而同期西方人采购贩运中国陶瓷的据点还有澳门和马尼拉等港。

  我国陶瓷对于国外社会生活存在广泛的作用。首先它作为坚致美观和耐酸耐碱而又便于洗涤等优良品质的新颖饮食器具，普遍地更新了许多国家和地区人民的日常生活用具。如东南亚的一些土著民族，直到明代还常常以植物叶作为饮食工具。明代陶瓷的大量传播，使他们也以此为食器。在欧洲，中国陶瓷由于荷兰人的大量贩运，也普遍取代了传统的金属和木质食具。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甚至下令将宫廷中所有金银食器熔化以充作他用。一位西方人士曾经这样描写：“在西欧见识到中国瓷器以后，中国瓷就受到热烈欢迎。因为这是一种不是本地陶瓷所能比拟的器皿。中国瓷器所特备的优点，它那不渗透性，洁白，具有实用的美，以及比较低廉的价格，都使它很快成为当地人民深深喜爱的物品。”

  在东南亚地区的一些部族中，中国陶瓷还被视作财产的象征，并且成为人类衡量贫富、社会地位以及声望的重要标准。它既可作为借贷的抵押品，又作为缴纳法庭罚金的“货币”，还用作娶妻的聘金、嫁女的妆奁、交易的媒介，成为人类世代相传的珍宝。在文郎马神（今印度尼西亚的马辰）等地，中国陶瓷还作为死者的葬具及其殉葬品。菲律宾一些地方的居民甚至认为，如果在宗教仪典上未能使用中国瓷器，男人的脸上将失去光彩。

  中国陶瓷所具有的淡雅或浓艳的颜色与仪态万千的纹样，本身就是一种赏心悦目的工艺品，给海外人民的精神生活带来了美好的艺术享受。15世纪前后泰国尤帝亚时代的城门，就是用中国陶瓷镶嵌装饰的。东南亚一带的寺庙建筑，多安装有广东石湾制造的陶塑瓦脊，上面刻有栩栩如生的中国民间传说和神话人物造型。在非洲东部，一些居民甚至用中国青花瓷碗以及其他瓷器嵌成美丽的图案来装饰神圣的寺。而在欧洲，中国陶瓷直接促进了洛可可装饰艺术的发展，迅速取代了古典的巴罗克艺术，成为皇室贵族宫廷的装饰品。

  2.茶叶：我国茶叶以及植茶方法虽然至迟在唐代已经传到国外，但作为一种遍及全球的饮料大量外销，则开始于明清之际。虽然明前期有一些中国海商将茶叶销售于东南亚地区，但数量极少。16世纪后，葡萄牙人、荷兰人开始将中国茶叶输往欧洲。及至清代，英国、西班牙、俄国、美国等国也纷纷参加中国茶叶贸易。茶叶贸易通过陆路和海路两条路线进行。有意思的是，由于传播途径不同，域外世界对中国茶叶的称呼也不相同。从陆路得到中国茶叶的国家，由于受中国北方话的影响，都将茶叶读成清擦音或塞擦音声母。如俄罗斯语读Chai（以拉丁字母转写读音，下同），阿拉伯语读Shǎi，波斯语读Chāy，罗马尼亚语读Ceài，土耳其语读Say。凡从海路通过贸易获得中国茶叶的国家，由于受中国闽南话的影响，都把茶叶读作清塞音声母t－，如荷兰人称thee，英国人读tea，法国人读thē，德国人称tee，到清代，中国茶叶以海路为主大量外销。其中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国茶叶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18世纪70年代，由英国东印度公司运输的茶叶就占中国广州全部外销茶叶的33%，到80年代增至54%，90年代则激增至74%，19世纪头10年又达到80%。这种茶叶贸易给英国东印度公司带来一直高于100%的利润。而且，它还给英国财政与经济也带来非消极作用。据英国下院统计，其时英国财政部向英国茶叶消费者征收的税款占全国税收总额的10%。它还使得英格兰变成全球茶叶贸易中心，使得英国船只经由伦敦作环球航行（1773年12月16日，北美波士顿人民倾入大海的342箱茶叶，就是英国运销北美殖民地的中国茶叶），从而刺激了英国航海业的发展，并且给英国的殖民事业也带来了繁荣。因为当每一撮茶叶放入壶中，人们总要再加上几匙由西印度群岛出产的蔗糖。

  茶叶作为一种温和而无害的，慢慢的变成为世界上流行的嗜好饮料，成为社会普遍的消费品，给人民的生活劳动提供了很大帮助。一位英国史学家曾经指出，在英国工业革命的那段紧张日子里，假如没有中国茶叶，工厂工人的粗劣饮食就不可能使他们顶着活干下去。

  3.丝绸：丝绸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外销产品。明清时期，中国丝绸织品又外销拉美市场。以西班牙人经营的来往于马尼拉一阿卡普尔科之间的大帆船（gaLeón），可以说就是丝绸之船。它从马尼拉运往阿卡普尔科的货物，就以中国各种生丝以及丝织品为大宗。在1636年以前，每艘大帆船登记运载的各种丝织品，约为300一500箱之间，多则达到1200箱，而每箱内可装丝绸几百匹。随着中国丝织品大量输往拉美市场，使西班牙国内的丝织业大受影响而衰落。因为中国丝织品质优价廉，西班牙产品简直不能与之相比。为此，西班牙的丝织工业界与海外殖民势力曾围绕中国丝绸贸易问题进行长期论战。自然，经营丝绸贸易的西班牙人不愿放弃这丰厚的利润：在16、17世纪，一般也能获得四倍之利，有些年间甚至赚得十倍的厚利。中国丝绸在拉美各地倍受欢迎。它不但是一些市民服装与斗篷的热门衣料，而且也成了僧侣的法衣和教堂的装饰品。甚至一些印第安人、黑人以及其他穷人也因中国丝织品价格实惠公道而购它来缝制衣服。据一位西班牙派往秘鲁的官员向国王报告，在这里，许多人都过着非常奢侈的生活。他们都是用品质最上等、最奢华的中国丝织品来做衣服穿。妇女们穿着华丽的服装，是这样繁多而毫不节制，实在是世界上其他几个国家所看不到的。

  与此同时，中国生丝也大量外销。日本、欧洲、美洲的一些地方专门用中国生丝来进行丝织业。在墨西哥一地，17世纪30年代就已有14000人专门靠进口的中国生丝来加工织造。在清代，仅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对英国东印度公司出口的生丝，价值每年均在20万两到50万两白银之间。

  4.棉布：16世纪，中国棉布已外销东南亚地区。此后的17世纪，由澳门开出的葡萄牙商船经常运载中国棉布销往日本长崎以及南洋地区。在18世纪的中俄贸易中，被称为kitaika（中国之意）的棉布一直居对俄出口首位。与此同时，中国棉布还远销英国、西班牙、荷兰等欧洲国家和美洲大陆。从1786到1833年不足50年间，仅由海上出口的中国棉布累计达4400万匹，平均每年出口90余万匹。

  明清时期，中国手工生产的棉布在海外世界风行一时，它不但是东南亚地区人民的日常衣料，而且在北美大陆，由于中国棉布经久耐穿，一直为当地印第安人和黑人所喜爱；在欧洲，它不仅是俄国居民必不可少的必需品，还是19世纪初英国绅士时髦服装和法国市民流行长裤的热门用料。中国棉布能够畅销海外，关键还在于它质优价廉。17世纪初，中国棉布在生产地每匹售价不过白银0.28两，而在日本则高达0.5一0.54两。而中国棉布的质量，无论色泽还是质地都优于同期英国制品。而英国棉布在广泛使用机器生产以前（19世纪20年代以前），因为价格太高，又不合中国服式之用，则一直难以在中国市场立足。在战争以前，中国广州一带还大量进口印度棉花（每年约有51.3万担），以此纺纱织布，再销售海外。

  5.其他物品：除上述几种主要物品外，明清时期中国出口的主要物品还有食糖、笔墨纸张、大黄等药材、漆器等工艺品等。中国物品质优价廉，在海外国家普遍受到欢迎。如在菲律宾，中国铁钉的售价仅为西班牙的四分之一，以至西班牙的秘鲁总督曾专门派船到菲岛收购中国铜、铁产品。中国食糖更是海外市场的抢手货。荷兰东印度公司曾将中国砂糖大量转售于波斯、欧洲各国，该公司的董事会甚至指示：只要中国砂糖能如数供应，就不要采办孟加拉糖、万丹糖和暹罗糖。明清之际，中国糖运往日本市场平均每年也在169万斤左右。十分有趣的是，古时候中国人从印度人那里学会了制造红糖，到17世纪中国人却成功地制造出白糖，并在清代大量出口印度，印度方言中还称白糖为“中国糖”。

  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许多重大的地理发现，沟通了亚、非、欧、美洲之间的海上经济联系，使各地市场逐步扩大为世界市场。而中国物品大量出现于东南亚等海外市场，则为世界市场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充实的物质基础。以沟通拉丁美洲的菲律宾马尼拉市场为例，在马尼拉港对中国货物征收的进口关税与马尼拉海关总收入的两个变量之间，据一位学者研究，其相关系数为0.94。这种极高程度的正相关，说明中国商品对马尼拉市场的繁荣具有关键性作用。正像1595一1596年在任的菲岛都督莫尔加（Morga）所承认的：“假如没有中菲之间的贸易，菲岛则无法维持。”而连接欧洲的巴达维亚市场，一位西方史学家明白指出，在17一18世纪的两百年间，“实际上主要是依靠每年随东北季风开来的中国船队所带来的为印尼市场急需的各类商品”。而在欧洲市场，由于16世纪“价格革命”的冲击，物价昂贵，货物空匮。正是中国物品的大量流入，从而缓和了贵金属相对过剩与生活品严重短缺的不平衡状态。

  早期西方国家利用中国物品在世界市场不一样的地区的差价而进行的长途贩运贸易，从中获取了高额利润。西班牙商人在把中国商品从菲律宾运往美洲过程中，利润在100%—300%之间；荷属东印度公司在把中国生丝运往欧洲的过程中，获利达到320%；甚至葡萄牙人在把中国物品向日本的转销过程中，获利也在50%—100%之间。这种因经营中国物品而赚得的利润，直接成为西方国家进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而这种对华贸易的巨额利润，不仅激起了大批美国商人对西部地区占有的热情，而且也导致美国议院和政府开发西部的行动。对此，当代美国史家卡尔宾特（Carpenter）认为，正是“对中国财富的探求，促使美国将领土从大西洋扩展到太平洋”。